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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困境之一 近代史上的中国面临着两到三次技术革命接连掉队的问题
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国都没有跟上步伐。到了近代史的末期，以核技术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也开始涌现了。 反复落后于技术革命并导致落后度不断叠加，这使得中国的自救之路变得相当艰辛，甚至是越来越危险。
技术的不断发展甚至导致了，中国越革命越进步，与世界列强的差距，不减反增 ^18a87aae
被技术革命反复甩下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是远东超级大都市，知识分子可以容易地接触到世界前沿思想文化，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是文盲遍地的赤贫封闭农村。此种内部的严重不平衡极容易导致族群内部由于阶级，文化，经济模式等差异而被纵向撕裂。 这种撕裂既容易使占大部分人口的普罗大众对能接触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少数精英感到不信任， 也容易使少数精英主动地甚至被迫地脱离普罗大众， 而真正想要扎根群众动员群众的精英则往往不得不在文化和政治理念上开历史倒车以保证自己能接地气。一个组织要想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困难的。
精英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亦是俊男的 ^3d824fd0
革命的困境之二 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到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文明冲击。
清朝人用了几十年时间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各个方向上全方位落后于西方。此种文明冲击是中国古代史上未曾面对过的，也使得中国没有办法依托丰富的治乱循环，王朝更替和同化少数族群的经验来处理此次外部文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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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困境之三 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
近代史期间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列强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尤其是从八国联军到朝鲜战争这五十年的博弈格局高度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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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一）革命的困境（上）
（注：原文发布于2021年）
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的自救，自救的方式是革命。然而革命自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胜利实为走通了一条近乎不可能之路。在这里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革命自救运动的深刻困境，然后将解释中国革命之路的非同寻常之处。
==革命的困境之一 近代史上的中国面临着两到三次技术革命接连掉队的问题==
==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国都没有跟上步伐。到了近代史的末期，以核技术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也开始涌现了。 反复落后于技术革命并导致落后度不断叠加，这使得中国的自救之路变得相当艰辛，甚至是越来越危险。==
随着技术革命的迭代升级，中国面对的主要列强的相对实力越来越恐怖，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残酷局面，也是中国的革命力度和组织能力不断升级却反复重挫的一个基本原因。开始的列强主要是英法，行为主要是占一些口岸，索要一些特权和赔款以及小规模杀戮。再后来的日本野心远超英法和大量吞并领土的沙俄，甚至想侵吞大部分中国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里固然有地缘便利，但也离不开技术发展比如下文描述的军事技术升级。再往后，正如日本在对付中国时显示出远超英法的干涉力，美苏也较之往日的日本更加强大。
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军事能力的发展。从甲午战争前的清朝到北洋军阀，从北洋军阀到国民革命军，应该说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实质性提升的。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外战的战绩情况就不容乐观了。19世纪末的时候，列强尚缺乏吞并绝大部分中国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缺乏决心，而这种决心的缺乏和他们对能力的判断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到了40年代初，列强中最多属于第三档次的日本已经具备了占领大部分中国人口聚居区， 控制占领区绝大多数城市并建立大量伪军的能力。 可见在中国军事能力取得至少两轮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和世界军事的差距恐怕还越拉越大。 这就是被技术革命反复甩下的残酷性。更为残酷的是，40年代末美苏接连进入核武器与导弹时代，新一轮军事技术变革到来了。
不亚于军事压力的还有体量优势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美苏两超史无前例的经济输出和经济体系建设能力。 这是曾经的英法和日本比不过的。这种力量在40年代末期的马歇尔计划，5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起飞，再往后的四小龙崛起，苏联东欧经互会的建立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稳定运行，苏联在50年代对共和国的体系性工业输出等等案例中都清楚体现了。这也意味着美苏可能都有力量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将一个或半个松散软弱的中国置于自身体系中并长期深度控制。
==被技术革命反复甩下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是远东超级大都市，知识分子可以容易地接触到世界前沿思想文化，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是文盲遍地的赤贫封闭农村。此种内部的严重不平衡极容易导致族群内部由于阶级，文化，经济模式等差异而被纵向撕裂。 这种撕裂既容易使占大部分人口的普罗大众对能接触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少数精英感到不信任， 也容易使少数精英主动地甚至被迫地脱离普罗大众， 而真正想要扎根群众动员群众的精英则往往不得不在文化和政治理念上开历史倒车以保证自己能接地气。一个组织要想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困难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在近代之所以革命不彻底不成功甚至成功之后又国势重挫，就和这种内部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严重撕裂密不可分。这是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条件下的转型难题，印度中东拉美等都解决不了。
==革命的困境之二 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到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文明冲击。==
==清朝人用了几十年时间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各个方向上全方位落后于西方。此种文明冲击是中国古代史上未曾面对过的，也使得中国没有办法依托丰富的治乱循环，王朝更替和同化少数族群的经验来处理此次外部文明挑战。==
西方的全方位领先和不同种族性使得他们不存在被同化或者局部同化的可能。 更不用说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种族主义极为猖獗的时代，一旦中国持续虚弱下去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底线的，印度的被全面殖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警告。 而印度的情况还只是反映了19世纪西方列强的进攻性， 到了20世纪纳粹已经发展到了有理论有计划有系统地全面工业化种族大屠杀的地步。
而在西方的强烈刺激下短期内自救成功的日本也爆发出了变本加厉的残暴， 全然没有因为与中国近文同种而手下留情。 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还一度被黄种人的胜利所鼓舞， 但日本在侵占东北后十几年内的政策已经表明了，即使中国愿意将自身融入日本主导的黄种人东亚秩序， 中国的民众无论是精英还是普罗大众在日本治下的前景都将弱于过往的汉人在满清之下的前景。原因是很明显的，后发国身份和本土资源匮乏的现实使日本走上了利用民族主义深度动员本族基层进行扩张的道路， 此种民族主义深度动员使得日本人很难接受向中国让渡利益，而政治体制的落后所致的下克上风潮更是进一步严重限制了日本统治阶层统战中国的能力。
早在20世纪初， 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陷入了全面丧失自信和慌乱的状态。著名的保国保教保种的讨论就深刻反映了他们的高度焦虑。在高度焦虑之下，各种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思路都涌现了出来， 即使像鲁迅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一度鼓吹要让汉字消亡。在高度焦虑之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容易出现两种严重的心理问题，要么完全陷入投机主义，要么走入另一极端而被刻上某种来自（广义的）西方的思想钢印。中国近代史上，投机主义者不断背叛革命，钢印族则多次令革命遭受无谓损失。中国人不仅被打垮了，而且被打懵了。
==革命的困境之三 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
==近代史期间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列强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尤其是从八国联军到朝鲜战争这五十年的博弈格局高度混沌。==
参与八国联军的英法德奥俄意日美八国，在1945年后除了美苏（俄）两国之外其他六国的地位都遭受重创，甚至有的不复存在。而苏俄在期间也遭受了数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高度混沌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革命自救的道路始终弥漫在迷雾之中。
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由于列强很多很强，中国自救的历程势必包含着从国外借力，而从什么国家那里借力以及如何借力就变成了很难准确判断的事情。
一度能够大体协调好列强关系维护自身统治的慈禧政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把局势给搞崩溃了。后来多路军阀试图利用列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和安全，玩失手的也非常多，从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如此。孙中山从英美、日本各方向都试图获得助力，但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到了他晚年从苏俄获取助力的路看起来颇有前途，但很快就人亡政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派系长期依赖美国资源在国内进行他们认为正确的自救道路。但在熬成了二战胜利者之后也在迅速发展的美苏冷战格局中进退失据，最后不仅没有协调好和苏联的关键性关系，也出人意料地在关键时候没有得到美国的及时有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借助外国力量的过程中，更是众所周知地遭受过严重的挫折。 看上去很有希望的苏维埃国很大程度上由于苏联势力错误干涉而遭受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混沌化也导致了中国如何学习以及学习何种外国经验变成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中国人民自救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度使用外国思想资源，这从太平天国运动就开始了。在中国近代以来，学西欧，学日本，学苏联，学美国的思潮都各自拥有很多的支持者，甚至30年代还一度有想模仿纳粹的意愿。学习路线太多，本身就分散了中国革命组织和动员的力量，并容易造成反复的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
革命的困境之四 中国近代以来出现了生存资源严重稀缺的问题。
在清朝后期中国人口就已经突破4亿，这是历朝历代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到建国初人口已突破5亿。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量关乎基本民生的核心物资产品的人均产量在建国初已经排在了全世界末尾。此种局面似乎也是历朝历代所未有。
事实上，组织力超强的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仍然常年面临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历朝历代一旦大一统政权实现国内统一和平往往便能快速进入国内经济和资源矛盾大为缓解的红利期，而且生活水平能够明显超出周边地区。但近代中国是不同的。历代政权能做到这一点，和战乱中人口大量减少，和平环境下可以大量开辟新的土地以及中国本来就是经济及技术高地等等有关系。但近代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即使在战乱状态下人口依然居高不下甚至慢速增长，而适宜开发地区基本被占据殆尽或者面临严重生态破坏和烈性高频度自然灾害。这就导致既存在大量人口预期寿命很低的悲惨状况，又依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源高度稀缺，甚至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会加重第二个问题的负担。
在自身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技术低洼地区的中国难以抵御外国资源的诱惑。中国近代以来出现了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时未曾面临的局面。
首先是中国的武器严重依赖外国。中国缺乏制造哪怕比先进武器落后两代的武器的能力。这种至少三级的武器代差使得列强很容易下决心武装中国军队。在反复的内战中，谁能够先于对方拿到外国武器，谁就能在军备上获得具有代差的优势。第二是中国在财政上陷入了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地步。这是从清朝末期就开始的。这在大大改善了晚清财政状态的情况下，也使得中国从此极难摆脱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介入。
蒋介石政权就是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一个例子，这既是他的强处亦是他的软肋。另一方面， 最终获得胜利的共产党也没有办法摆脱前期对苏联资源的深度依赖以及之后的一定程度的依赖。
这些问题的并存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深层矛盾。新兴力量即使能够在某一地区获得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以从事建设积累实力，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生存资源和军事资源稀缺的问题，同时还要面临巨大外部军事压力。而一味地将军事问题摆在第一位也是非常危险的，仅仅是自身的维系都可能摇摇欲坠，蒋介石集团的后期命运即为明证。
想发育好自身再打出去是不行的，想靠扩张解决经济问题是不行的，想依赖外国经济资源则是后患无穷的。如何平衡协调建设与扩张，经济与军事，短期压力与长期压力，内部开发挖潜与寻求外部资源，这是对组织者能力的全面挑战。